粮饷断了证监会允许的配资公司，兵就散了。
这不是危言耸听，是咸丰同治年间带兵的人天天盯着账本算的生死账。
湘军初起时，曾国藩在衡州练勇，每月需银七万两。
他自己掏空家底，借遍亲友，拉下脸皮求湖南藩司拨款，求不动，就写信给骆秉章软磨硬泡。
银子不到，新募的勇丁蹲在营门口啃冷馍，第三天就有人卷铺盖走人。
后来骆秉章实在看不下去，批了三万两，只够撑半个月。
曾国藩在日记里写：“饷绌如悬剑，一日不至，营中即有溃散之虞。”——溃散，不是溃败，是人自己走掉。
淮军刚拉起来那会儿，李鸿章在安庆借曾国藩的营盘练兵。
三千人马，每人每月三两六钱银子，外加一两五钱米折。
算下来每月要一万五千两出头。
曾国藩从湘军粮台匀给他八千两，缺口全靠李鸿章自己在安徽士绅里“劝捐”。
什么叫劝捐？说白了就是勒捐。
谁家田多屋大，就登门坐等，不掏钱不走人。
有个桐城姓姚的举人，被李鸿章派来的委员堵在祠堂三天，最后咬牙捐了两千两，出门就咳血。
这钱进了淮军营，兵勇才肯扛枪站哨。
楚军更惨。
左宗棠在湖南募勇，一开口就要练五千精锐。
湖南巡抚毛鸿宾两手一摊：库银只剩四千两，还是预备秋审的。
左宗棠转身去找胡林翼，胡林翼刚打完武昌，自己还在借钱发饷，只能匀出两千两应急。
左宗棠把这两千两掰成三份：六百两买火药，八百两买洋枪，剩下六百两分给五百勇丁——每人一两二钱，连半月口粮都不够。
头十天兵还听话，第十一天就有人偷营里的米袋子。
左宗棠亲自巡营，抓到三个，当场杖责，不许同营人求情。
他后来跟人解释：“非我苛刻，实因无粮则无纪，无纪则无兵。”
这些兵，说白了就是雇工。
拿钱干活，不拿钱走人。
他们不是为“中兴”来的，不是为“卫道”来的，是为糊口来的。
湖南乡下连年旱蝗，一石米涨到四千钱，青壮不扛枪，就得饿死。
进了营，好歹每日两餐，每月三两六钱银子，年底还能攒点钱回家买半亩薄田。
你跟他说“反清”，他先问一句：“反了之后，饷还发不发？”
没人回答得了。
咸丰十年，江南大营第二次被太平军踏平，清军主力覆没。
朝廷急调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，让他统筹东南军务。
明面上是重用，实则是甩包袱——两江糜烂，田赋断绝，连漕粮都运不上来，拿什么养兵？
曾国藩到任第一件事不是调兵遣将，是派人清查厘金局。
从江西到江苏，沿途设卡抽厘，货值百文抽一文，茶叶抽三文，鸦片抽五文。
三个月，厘金收入十二万两，勉强够湘军半月开销。
左宗棠后来西征，靠的也是这个法子：在甘肃设“西征捐输局”，凡过境商货，十抽其一。
商贾骂声震天，但不抽厘，六万楚军第二天就得饿着肚子回湖南。
关键就在这里：厘金、捐输、协饷，全是朝廷默许甚至下旨催办的名目。
你带兵，朝廷给你开“筹饷”的口子，等于给你拴了根绳——绳头攥在户部手里。
哪天你真想自立门户，朝廷一道上谕：“着即停拨该部协饷，厘卡概行裁撤。”你的钱路就断了。
同治五年，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战死，捻军横扫直隶。
清廷急调李鸿章北上督师。
李鸿章刚到徐州，户部就来文：淮军月饷减两成，理由是“直隶库藏空虚”。
李鸿章急得在营中踱步半日，最后咬牙从自己的“海防经费”里挪出三万两垫上。
他不敢不垫——兵已到前线，断饷等于送死。
垫完他还得上折子谢恩：“仰赖天恩，暂支海防余款，以济燃眉。”——海防余款是什么？是朝廷拨给购买洋枪洋炮的钱。
他挪用军购款发兵饷，还得感恩戴德。
你品品这个味道。
再看左宗棠西征。
光绪元年，朝廷终于准他出关收复新疆。
圣旨下来当天，左宗棠没动一兵一卒，先做三件事。
第一，请旨饬令各省“协饷”——指名道姓要浙江、广东、福建每月各解银十万两。
第二，让胡雪岩出面，向汇丰银行借洋款五百万两。
第三，在兰州设“西征粮台”，派专人赴河西走廊收粮，一石麦子给价二两七钱，比市价高六钱。
三管齐下，才凑足出关本钱。
即便如此，首批出关部队只带了四个月口粮。
左宗棠在给军机处的奏折里写得直白：“粮运艰阻，道里悬远，若非预为储峙，未出嘉峪关，士卒已枵腹矣。”——枵腹，就是饿着肚子。
他不敢赌，一赌就全盘皆输。
这些都不是个例，是铁律。
绿营兵为什么烂？八旗为什么垮？就因为吃空饷、克扣粮、喝兵血。
一个千总名下五百兵，实额三百，每月照领五百人的饷，多出来的二百份银子进了自己腰包。
兵丁领不到足饷，就偷营里的马料，卖营里的火药，甚至白天站哨，晚上当贼。
这样的兵，你让他为你死战？他能不临阵脱逃就算忠厚。
湘淮楚军强就强在“粮饷实发”。
曾国藩定下规矩：饷银必须“由营官亲手点交”，不准经胥吏之手；米粮必须“斗量升量”，当面过秤。
左宗棠更狠：发饷日，他亲自坐大营门口，勇丁排队领银，他盯着看——谁的手抖了，谁的眼神躲了，第二天就查账。
淮军营里有句土话：“李中堂的银子，烫手。”——什么意思？发得快，查得严，贪一分，剥你一层皮。
正因如此，兵才认营官，不认朝廷。
湘军叫“曾家军”，淮军叫“李家军”，楚军上下只知“左帅”。
但认归认，卖命有底线：你得先让我吃饱。
一旦你跟朝廷翻脸，粮道一断，再忠心的营官也压不住底下人。
同治三年天京将破，曾国荃围城两年，部下伤亡过半，士气低迷。
有幕僚私下试探：“九帅若振臂一呼……”话没说完，曾国荃直接掀了桌子：“呼个屁！粮台在安庆，银子在户部，我拿什么喂这五万张嘴？”——五万人，一天光吃米就要三百石。
没粮，三天就哗变。
这还只是“吃饭”的问题。
穿衣、治病、抚恤、赏功，哪样不烧钱？
湘军有个规矩：阵亡者抚恤银五十两，伤残者三十两，重伤不治者四十两。
五十两什么概念？够在湖南买五亩上田。
兵勇家里穷，就指着这钱养老婆孩子。
你要是自立了，拿不出这笔钱，死者的家属堵你营门哭，活人的军心当场就散。
所以曾国藩打下安庆后，朝廷加他协办大学士衔，实授两江总督，他第一反应不是欣喜，是连夜写信给曾国荃：“位愈高，责愈重，饷愈难。切戒轻举妄动。”——轻举妄动指什么？指拥兵自重。
他太清楚，官帽子戴得再高，只要户部一卡脖子，五万湘军立马变五万流民。
再往深了说，募兵制本身，就是朝廷埋的钉子。
清初为防武将专权，严格实行“将不专兵，兵不识将”。
绿营三年一调防，兵随汛走，将随缺转。
结果兵不知将，将不识兵，打起仗来各自为战。
太平天国一起，这套彻底崩了。
朝廷没办法，只能允许地方“就地募勇，自练成军”。
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这才有了机会。
但朝廷留了一手：不给编制，不入经制，所有勇营统称“练军”，算临时工。
临时工意味着什么？
——饷源靠“协拨”，不是国家正项。
——兵额无定数，多一人少一人朝廷不管。
——营制自定，但武器采买必须报备。
——最要命的：战事一平，必须裁撤。
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，天京陷落。
七月，朝廷上谕下来：“着曾国藩酌量裁撤湘勇，以节糜费。”——“酌量”是客气话，“必须”才是真意。
曾国藩不敢拖，八月就开始裁军。
他先裁老弱，再裁新募，最后连自己最精锐的“吉字营”都裁掉三分之二。
裁到曾国荃的嫡系时，曾国荃跪在他哥面前哭：“十年血战，一朝尽弃？”
曾国藩只回一句：“不裁，圣心难安；不裁，粮饷难继。”——圣心难安是给朝廷看的，粮饷难继才是实话。
五万湘军，每月需银十八万两。
太平天国灭了，厘金收入锐减，谁还肯掏钱养这么多“闲兵”？
李鸿章更精。
淮军打完捻军，他主动上奏：“淮勇久役思归，宜汰弱留强。”
裁掉三万老弱，留下一万五千精锐，改称“防军”，吃国家正饷，算半编制。
左宗棠西征归来，楚军大部裁撤，只留三千“恪靖军”驻防新疆，粮饷由陕甘总督衙门统筹。
他们都懂：兵不能多，多了养不起；兵不能久，久了成隐患。
所以“拥兵自立”这四个字，在咸同年间，听着威风，实则虚妄。
你手里的兵，是朝廷用银子喂着的狼。
银子一停，狼立马掉头咬你。
——这是第一个绕不过去的坎。
第二个坎，比粮饷更硬：人心里那道坎，跨不过去。
咸丰初年，广西金田聚众造反，洪秀全扯出“拜上帝教”旗号，喊“天下一家，共享太平”。
清廷慌了，急调绿营围剿。
结果绿营兵到了前线，见到太平军发的《天条书》，偷偷传阅，有人读着读着就哭了——哭什么？哭上面写的“有饭同吃，有衣同穿”。
绿营兵一个月一两五钱饷，养活自己都难，哪有余钱寄回家？
太平军允诺“田亩均分”，对穷兵来说，比“忠君报国”实在一百倍。
所以后来绿营大批倒戈，不是他们不忠，是肚子比脑子诚实。
湘淮楚军不同。
曾国藩募勇，专挑“朴实少心窍”的乡农，尤其不要市井游民、衙门胥吏。
为什么？游民心活，胥吏油滑，容易被“妖言”蛊惑。
乡农老实，只认“当兵吃粮”四个字。
进了营，教的不是“反清”，是“勤王”；唱的不是“造反歌”，是“忠义谣”。
每日点名，第一句就是：“尔等食毛践土，受国厚恩，当思报效。”——食毛践土，老话，意思是你吃的是皇上的粮，踩的是皇上的地。
但老实不等于没想法。
同治二年，李鸿章带淮军打苏州。
太平军纳王郜永宽等人愿献城投降，条件是保全性命、授官职。
李鸿章答应了。
进城当天，摆下八桌酒席，酒过三巡，刀斧手突入，八王尽数斩首。
这事传开，淮军内部议论纷纷。
有哨官私下嘀咕：“降了还杀，往后谁敢降咱们？”
李鸿章知道后，没训话，只做了一件事：给全军加发一月恩饷。
银子发下去，议论声就小了。
他后来在给曾国藩的信里写：“兵心易动，唯利可定。名教之说，临阵不如一锭银。”
看明白没有？兵是为利而聚，也为利而散。
你跟他们讲“清君侧”，他们听不懂；讲“清君侧之后每人加饷一两”，他们眼睛就亮。
但问题来了：你自立之后，钱从哪来？朝廷不给你协饷，厘卡被你占了，商旅不敢走，厘金收不上来。
你只能加税，一加税，百姓骂你比骂朝廷还狠。
湘军打安庆时，为筹军费加征“亩捐”，每亩加征二百文。
当地民谣唱：“曾剃头，李蛮子，刮地三尺不留籽。”——剃头指曾国藩杀人多，蛮子指李鸿章手段狠。
这样的民望，你自立了，老百姓会捧着米酒迎你？做梦。
更现实的是，兵自己也不想反。
湘军中下层军官，多是落第秀才、乡村塾师。
他们读过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知道“君君臣臣”；见过县太爷审案，知道“谋反”是十恶之首。
你让他们冲锋陷阵，没问题；让他们举旗造反，腿先软了。
同治四年，曾国荃部将彭毓橘在湖北剿捻，部下有人酒后嚷了一句：“曾九帅要是当皇帝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同席几人全变了脸色，有人直接离席去告密。
彭毓橘连夜捆了那人，亲自押到武昌交给官府。
审都没审，当场杖毙。
事后彭毓橘跟人解释：“非我无情，实因‘反’字出口，满营皆危。”
危在哪？危在株连。
清代律例，“谋反大逆”，父子年十六以上皆斩，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，给付功臣之家为奴。
一个兵说错话，全家变奴才。
这样的威慑下，谁敢跟着你赌？
淮军有个老哨官，打捻军时左腿中弹截肢，朝廷赏了六品顶戴，回乡当了个团总。
有人劝他：“李中堂若起事，您老资历，至少封个总兵。”
老头把烟袋锅一蹾：“封个屁！我儿子在县学念书，就指着这顶戴荫他考秀才。反了？秀才变罪孥，我拿什么脸见祖宗？”
民众更不用提。
太平天国占南京十年，改地名，毁孔庙，禁剃发，百姓苦不堪言。
后来湘军打南京，城内百姓偷偷缒城送情报，帮官军挖地道。
为什么？因为太平军禁婚嫁，禁猪肉，禁祖先祭祀——这些在乡下人眼里，比加税还可怕。
湘军进城后，第一件事是恢复剃发，第二件事是重修孔庙。
老百姓跪在路边磕头，不是谢曾国荃，是谢“王师”让他们能给祖宗上坟。
这样的民心，你拿什么争取？喊“驱逐鞑虏”？老百姓听不懂；喊“均田免粮”？你拿什么均？拿什么免？湘军自己还在靠厘金活着。
真要均田，先得把湖南士绅的地分了——那些士绅正是捐饷最积极的人。
你动他们的地，明天厘金局就关门。
所以咸同时期的“思想”，不是后人说的“觉醒”或“沉睡”，是实打实的“利害计算”。
兵为饷聚，民为安活。
谁给饭吃，谁让日子能过，就认谁。
朝廷再烂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还能发饷；你自立了，发不出饷，三天就众叛亲离。
这是第二道坎。
第三道坎，比前两道更隐蔽，也更致命：没有一根能捆住所有人的绳子。
湘军、淮军、楚军，听着像一家，实则三股水，各流各的。
曾国藩起家靠的是理学圈子：罗泽南、刘蓉、郭嵩焘，全是湖南理学名士。
募勇先从同乡、门生、故旧里挑，讲究“同气相求”。
李鸿章不同，他是安徽人，在曾国藩幕中多年，深知湘军排外。
所以他练淮军，专招合肥、庐州老乡，骨干全是“合肥帮”——张树声、刘铭传、周盛波，清一色皖人。
左宗棠更绝，楚军骨干全是湘阴、长沙一带的举人秀才，连营官都得会写八股文——他要的是能听懂他“塞防论”的人，不是只会扛枪的莽夫。
三支军队，语言不通。
湘军讲湖南话，淮军讲江淮官话，楚军掺着长沙土话。
联合作战时，传令得靠写字条。
同治元年，曾国荃打雨花台，李鸿章派程学启部支援。
两军合营，湘勇骂淮勇“侉子”，淮勇回骂“蛮子”，差点火并。
最后曾国荃出面，给双方各发十天恩饷，才压下去。
装备也不同。
湘军重水师，长龙、快蟹战船上百艘，陆师配抬枪、劈山炮；淮军跟洋人混得熟，早早换装洋枪洋炮，刘铭传部每人一杆林明登步枪；楚军远征西北，没法带重炮，专练马队，左宗棠自创“车营”——用大车围成堡垒，车上有劈山炮，车下藏马队，专克捻军骑兵。
最要命的是利益不共。
曾国藩要的是“中兴名臣”，死后谥号带个“文”字；李鸿章想的是“海防自强”，办江南制造局，买铁甲舰；左宗棠盯的是“塞防”，保新疆，修驿道。
三个人目标不同，合作全靠朝廷调和。
朝廷在，大家还能“共赴国难”；朝廷一倒，立马分家。
同治五年，捻军分东西两股。
朝廷让曾国藩统筹，他主张“河防”，筑长墙困捻；李鸿章却主张“追剿”，用骑兵兜圈子。
两人争执不下，最后慈禧拍板：用李鸿章法子。
曾国藩黯然回两江，李鸿章接手剿捻。
消息传开，湘军将领集体请辞，说“不欲事新帅”。
李鸿章气得骂：“书生误国！”可骂完还得求曾国藩：“涤帅若不荐贤，淮军难驭湘勇。”——最后曾国藩推荐了刘松山，才稳住局面。
这还只是暗斗。
明面上，朝廷玩得更溜。
咸丰十一年，曾国藩刚署理两江，朝廷就升李鸿章为江苏巡抚——江苏是两江下属，等于在曾国藩肚皮上插了把刀。
李鸿章到任，第一件事是建淮军粮台，跟湘军粮台抢厘金。
曾国藩忍了，上奏夸李鸿章：“才大心细，可胜艰巨。”背地里给曾国荃写信：“少荃已羽翼丰满，吾辈当思退步。”
左宗棠更惨。
他跟曾国藩早年交好，后来为樊燮案翻脸，十年不通信。
西征时，朝廷一边让他统兵，一边让李鸿章督办海防，暗示“塞防海防孰重”。
左宗棠急了，连上七道奏折争经费。
最后朝廷折中：左宗棠西征，李鸿章海防，但海防经费多拨三成——等于告诉天下：朝廷更信李鸿章。
这种分化，不是权术，是生存术。
清廷入关两百年，最怕汉人抱团。
所以对汉臣，永远“以汉制汉”。
曾国藩打太平军，用的是湘军；打捻军，换李鸿章上；打回乱，抬出左宗棠。
三个人互为牵制，谁也不敢独大。
真要有人想自立，朝廷立马扶另一个起来打你。
曾国藩若反，李鸿章、左宗棠必奉旨讨逆——不是他们忠心，是不打你，下一个就轮到他们。
同治十三年，日本侵台，沈葆桢奉命赴台布防。
他带的是湘军旧部，但粮饷全靠两江协拨。
李鸿章当时管北洋，暗中卡了半个月饷。
沈葆桢急得跳脚，最后求到恭亲王门下，才拿到钱。
事后沈葆桢叹：“兵可一日无帅，不可一日无饷；饷可暂缺于兵，不可暂缺于帅。”——帅指李鸿章。
他懂了：没有朝廷点头，连“自己人”都能断你粮。
所以湘淮楚三系，表面同气连枝，实则各怀心思。
曾国藩死后，湘军迅速衰落；李鸿章掌权，淮系独大；左宗棠一死，楚军星散。
没有共同领袖，没有共同纲领，连共同语言都没有，拿什么“拥兵自立”？凑一块开会，先吵三天该用湖南话还是安徽话。
这是第三道坎。
第四道坎，很多人看不见：朝廷还没死透。
咸丰末年，英法联军打进北京，咸丰逃热河，圆明园烧了，看起来大清要完了。
可真完了么？没。
同治登基，两宫太后垂帘，恭亲王主政，第一件事不是赔款，是调兵。
调谁的兵？
——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。
——胜保的京营。
——多隆阿的荆州驻防八旗。
——还有没被打垮的江南、江北大营残部。
这些兵，打不过英法，但打汉人勇营，绰绰有余。
僧格林沁有多狠？咸丰九年八里桥之战，三万蒙古骑兵对八千英法联军，明知火器不如人，仍三次冲锋，死伤过万不退。
这样的部队，要是调去打湘军，曾国藩敢说必胜？他不敢。
所以咸丰十年江南大营覆灭后，曾国藩第一反应是上奏：“请饬僧王移师南下，以固根本。”——请朝廷派蒙古兵来帮自己。
他宁可让蒙古人盯着自己，也不敢让朝廷觉得他想独吞东南。
八旗绿营是烂了，但没死绝。
荆州驻防八旗，同治年间还能拉出三千精骑。
西安驻防，绿营兵虽老弱，但火器营存着两千杆抬枪。
连最废的杭州驻防，同治三年还能凑出五百鸟枪兵守城。
这些兵，分散各地，看着不起眼，真要集结，够打一场大战。
光绪初年，左宗棠西征，朝廷同时调西安、宁夏绿营协防甘肃——不是怕左宗棠反，是防他坐大。
左宗棠知道，所以每收复一城，立刻奏请派旗员接收民政。
乌鲁木齐收复，他请旨派正白旗骁骑校德成驻守；哈密光复，请派镶黄旗佐领富升阿理事。——把地盘交出去，朝廷才放心。
更关键的是，朝廷还有“名分”。
清代两百年，“君权神授”刻在骨头里。
皇帝是天子，代表天命。
你造反，就是逆天。
逆天之人，人人得而诛之。
曾国藩围天京两年不下，有人劝他：“九帅威名震天下，何不……”曾国藩直接打断：“此等话，今后休提。天命有归，非人力可夺。”——天命，不是客气话，是他真信。
他信，别人也信。
同治四年，捻军张宗禹部窜入直隶，逼近保定。
京城震动，谣言四起，说“曾九帅要清君侧”。
结果如何？保定士绅自发组织团练，日夜巡城，口号是“护圣驾，保宗庙”。
团练首领是个老秀才，七十岁了，拄着拐杖带队。
人问为什么？他说：“天子蒙尘，臣民死节，古有明训。”——古训，就是《礼记》里的“临难毋苟免”。
这样的民心，你拿什么破？
再看财政。
同治中兴，不是吹的。
——厘金年入八百万两。
——海关税四百万两（被洋人管着，但钱进国库）。
——田赋恢复七成。
——连鸦片税都开始征了（“洋药厘金”）。
一年实收一千五百万两以上。
养八十万绿营不够，养二十万练军绰绰有余。
真要打内战，朝廷能调的兵：蒙古马队三万；东北驻防八旗两万；西北回屯兵一万；还有李鸿章不敢动的北洋海防军。
曾国藩的湘军，巅峰时十二万；李鸿章淮军，鼎盛时九万；左宗棠楚军，最多六万。
三家合起来二十七万，看着多，可分散在苏、皖、鄂、陕、甘五省。
朝廷集中兵力打一家，胜算极大。
光绪五年，左宗棠力主收复伊犁，与俄国对峙。
朝廷调吉林、黑龙江马队八千入新疆，又命李鸿章抽调淮军精锐五千赴山海关防俄。
左宗棠知道消息，立刻上奏：“东三省劲旅，宜留以固京畿。”——他怕的不是俄国人，是朝廷借机调兵压他。
他宁可自己跟俄国人谈，也不敢让朝廷有机会调兵西来。
所以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”，不是比喻，是现实。
朝廷只要还控制着直隶、东北、西北驻防军，还握着海关、厘金、田赋三大钱袋子，就没人敢轻易动手。
动手就是以一隅抗天下，胜算渺茫。
这是第四道坎。
最后一道坎，比所有坎都深：他们自己，过不了心里那关。
曾国藩书房挂一幅字：“不为圣贤，便为禽兽。”——不是装样子，是他真这么想。
他四十岁前，天天写日记骂自己：见美女心动，是禽兽；多吃了块肉，是禽兽；对下人发火，是禽兽。
理学修身，修的就是“克己复礼”。
这样的人，让他造反？等于让他亲手砸自己一辈子修的“圣贤”牌坊。
他给儿子的家书写得明白：“吾家祖父教人，以‘懦弱无刚’四字为大耻。故男儿自立，须有倔强之气。然倔强非刚愎，更非悖逆。逆天理，背人伦，虽得天下，不过一桀纣。”——桀纣，是暴君。
在他心里，造反成功也是暴君，不如守节而死。
李鸿章呢？他没曾国藩那么迂，但骨子里还是“臣子”。
他办洋务，买军舰，建工厂，可每次上奏，开头必写“仰赖皇太后、皇上圣明”。
光绪初年，有人送他《海国图志》，他翻了两页就扔了：“魏默深书生之见，不知纲常为立国之本。”——魏源字默深，《海国图志》作者。
李鸿章嫌他只讲“师夷长技”，不讲“君臣大义”。
最典型的是马嘉理案。
英国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杀，英国要挟赔款。
李鸿章谈判，力争少赔，争到最后，英国代表拍桌子：“你们中国，到底谁说了算？”
李鸿章起身，整衣冠，一字一顿：“大清国，皇上说了算。我李鸿章，不过一办事之臣。”——办事之臣，不是权臣，是雇员。
左宗棠更不用说。
他脾气火爆，骂过曾国藩，顶过恭亲王，但每遇皇帝万寿，必斋戒三日，亲书“万寿无疆”屏风进献。
西征时，在兰州建“万寿宫”，每月初一十五，率文武官员行三跪九叩礼。
有人笑他迂，他正色道：“礼者，天地之序也。失序则乱，乱则国危。”
这三个人，生长在嘉道年间，读的是四书五经，考的是八股时文，拜的是孔圣人、关夫子。
忠君，不是选择，是本能。
就像人呼吸，不用想，自然就做了。
所以天京破后，曾国荃劝他：“东南半壁，唯涤丈马首是瞻。”
曾国藩回：“东南之事，非我所能专。唯尽臣节，以报君恩。”——专，是专断；臣节，是臣子的本分。
他连“专断”都不敢，何况造反？
几十年后袁世凯能成事，正因为时代变了。
——新军官兵不读四书，读《天演论》。
——朝廷威信扫地，庚子后连“君权神授”都无人信。
——最重要的是，新军饷源自筹，北洋六镇，粮饷出自直隶藩库，不靠户部协拨。
袁世凯敢赌，因为他手里攥着完整的“兵、饷、权”三角。
曾国藩他们没有。
他们只有“兵”，饷靠朝廷，权靠恩赏。
三角缺两角，搭不起台子。
这不是能力问题，是时代卡死的。
咸同时期的汉臣，最强的出路是什么？
不是造反，是“功成身退”。
曾国藩裁湘军，李鸿章办洋务，左宗棠戍边疆——都是在体制内找活路。
造反？那是亡命徒干的事。
他们不是亡命徒，是读圣贤书的士大夫。
士大夫的命，比天子的江山还重。
——重在名节。
同治十一年，曾国藩病逝南京。
临终前，家人问遗嘱。
他只说四个字：“慎独主敬。”
——慎独，是独处时也守规矩。
——主敬，是对天地君亲师永存敬畏。
没提天下，没提后事，只提修身。
因为他知道，自己这一生，争的不是江山，是青史留名。
留个“忠”字，比留个“帝”字证监会允许的配资公司，重得多。
牛金所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热点资讯
